近日，一份由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的《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场报告》，直指5家港资企业在内地工厂涉嫌违反《劳动合同法》。其中，张茵掌控下的玖龙纸业更被指为“港企之耻”。

　　成为新闻的主角，张茵已经不是第一次。就在一个多月前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的张茵就曾因提议对刚生效的《劳动合同法》修改而遭到媒体质疑。

　　无论是作为企业的领导者，还是作为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张茵两次被媒体质疑，其实隐含着一个共同的线索：道德考量。

　　媒体质疑张茵提议修改《劳动合同法》，不是因为她的理由不够充分、不够科学，而是因为她的身份和说话方式。作为曾经的内地首富，此时法律刚生效就提议修改，似乎有为自己牟私利之嫌，而且她的说话方式又是如此张扬。这一次，当香港学生的报告出炉之后，她的态度依然如一个多月前，“没时间也没必要与媒体争论”，再加上“血汗工厂”这四个字产生的道德冲击力和联想，张茵想躲都躲不掉。

　　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标尺，不仅让张茵一时陷入道德困境，公司的市场价值也受到了打击。据证券专业类专业媒体报道，玖龙纸业(香港上市)的股价大跌40.28％，公司主席张茵身价一日骤减134亿港元。

　　越过道德标准，穿过并不久远的历史，我们发现了更为有意思的现象。顾雏军、唐万里、孙大午……这些名字的背后都牵扯着一大堆的法律问题，但他们在社会上的形象却并非全是负面，“产业整合者”“民间金融帝国先锋”“恶法的受害者”等等，都昭示了一个时代对他们的评价。在经济领域，史玉柱是另一种典型。他曾因经营失败却勇于承担责任而被披上道德的光环，现在却因经营网游成功而广受质疑。

　　如果我们能更为客观、采用更为理性的方法来讨论张茵，我们会发现，玖龙公司“血汗工厂”的判断也许是一个伪问题。

　　依据社会学普遍公认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对一个事件做定性分析和判断之前必须要有足够的采样，就如法官在判案时不能依据某人家里有菜刀就判定他为杀人犯一样。但在这个事件中，“血汗工厂”所依据的样本却是“在企业的外围找了工人进行了调查，并没有进入到这个企业中去，也没有去企业的宿舍，也没有跟企业的行政领导人员、工会干部了解情况。”更为糟糕的是，“这些人(接受访问的工人)的身份不确定”。

　　我们不应该指责一群学生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做的努力，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依据片面、不科学的调查方式就给公众公司贴上标签，这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更应该明白的是，推动社会进步不仅仅需要热情，更需要科学、理性。

　　张茵需要反思，无论玖龙是否是“血汗工厂”，但需要反思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张茵。(杨朝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