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治理“截堵”排污管
“你们搞环保是搞些什么，环境越搞越不行了。”1999年冬天的傍晚，面对其他干部提出的问题，时任云南省环保局自然处处长的李映煌有些郁结。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滇池水，李映煌闻到一股强烈的腥臭味，而不断拍打在岸边泛着绿色荧光的滇池水正告诉他：“滇池蓝藻大规模暴发了。”
1973年，李映煌从鸡街化肥厂“三废”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卸任，来到了刚成立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环境保护办公室，成为了当时以“干实事、讲实话”闻名的韩天石主任手下的八大将之一，从此，云南省环保工作正式起步。
韩天石“第一把火”烧到螳螂川
1973年，中国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但尚在“学步”阶段的中国环保工作没有任何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如何开展环保工作，成为摆在韩天石和李映煌等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先从环保知识普及开始。”就在大家都不知要如何开展环保工作时，韩天石一语定音。后经云南省委批准，由省环保办、省科委、省建委、省计委等六家单位联合在云南省农展馆办了全省第一个大型环境保护展览。使用宣传画册、政策文件、图片资料等简单展出材料的展览获得了巨大成功，就连省外的同行也纷纷到云南取经。
大规模的环保展览后，全省环保工作雏形已具。而此时，低下的生产力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已经诱发了不少问题，安宁温泉的一个水源地被污染，成了一条“黑水河”;化工厂污染废气排放使得附近村落绝收;饮用水受到工业污染人畜染病……工业污染带来的一系列连锁效应摆在了环保办工作人员的面前，因此，韩天石上任环保办主任后将“第一把火”烧到了云南重工业集群带螳螂川。随后，我省确立了抓工业污染点源治理的方向，重点以螳螂川周边的72家大型重点排污企业为主进行污染整治。
作为云南最老的经济命脉带，螳螂川聚集了从建国前就成立的化工厂、造纸厂、磷肥厂等高污染排污企业。在“经济决定意识形态”的年代，任何一个地方的GDP发展无不上演着“发展经济就只能牺牲环境”的悲剧，云南也不例外。1978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云南省人民政府治理螳螂川污染领导小组，由当时的副省长高治国任组长主抓工业排污问题，尤其是污染废气排放。
据调查，李映煌他们发现螳螂川最大的一个污染源是红卫造纸厂(现在叫做云丰造纸厂)，它每天产生的废水排入螳螂川，从厂区流域到富民整条河都是黑的，河面上还漂浮着很多泡沫。令他们感到挫败和无奈的是，当治理小组领导到厂里“苦口婆心”说环保时，造纸厂保证“一定抓”、“一定搞”、“一定改”，但领导刚走他们又开了机器，烟尘、污水照排。虽然企业对环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化工企业周边愈见严重的污染环境时刻提醒着他们，环保非搞起来不可。
为使排污企业对自己的排污行为“有法可依”，韩天石多次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希望能够颁布相关法规来约束螳螂川沿岸企业排污行为，在各方征求意见后，经过10次讨论，《螳螂川水域保护条例》加上“暂行”和“草案”四个字，最终上马。
1979年11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对螳螂川沿岸各企业颁发了《螳螂川水域保护暂行条例(草案)》的通知，在全国首次提出了“对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要实行排放污染物质的收费制度”这一条款，并具体提出了“对昆明市西山区、安宁县、富民县境内向螳螂川排污的单位征收排污费”。按此规定，我省开始在螳螂川沿岸18家企业首次试行征收排污费，实行“谁污染、谁出钱、谁治理”。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螳螂川沿岸大型的化工企业也都相继建了环保设施，工业治污初战告捷。
在螳螂川沿岸排污企业整治中，不少企业为了逃避环保处罚，对李映煌他们使用了“糖衣炮弹”，“那个时期我们在螳螂川，连一顿饭都不敢吃。”李映煌说。1982年，经过调查发现：螳螂川沿岸企业排污现象明显减少，水质变清，水质明显改善，昆阳磷肥厂、云南化工厂等几个机械工厂污水得到处理，废气基本达到标准。
但仅仅依靠行政命令来约束企业排污的行为已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的环保要求，但继续深入整治工作又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支持，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已经成为了开展下一阶段工作的制约瓶颈。工业治污的成效让环保工作者看到，环保工作必须有完善的环保法规来加以指导，从1979年开始，云南环保“法规先行”成为了这一阶段环保工作的关键词。“云南的环保法制意识早，起步也早，对后面的城市治污、生态保护、九湖保护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李映煌介绍。
步入上世纪90年代，云南环保着重制定了一批地方性、行业性的环境管理条例，初步形成了我省环境保护的法规体系，这些均为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由于云南环保在法制建设方面的先进可贵经验，云南省环保厅代国家环保部拟了《重大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备案办法》，待国家环保部于今年12月份验收后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这也是国家部门的规章首次交由地方来进行起草。
建西部地区
第一个污水处理厂
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环保管理松懈、污染治理投入小等因素的影响，云南环保工作虽然起步早，但日益庞大的城市依然面临着严重的污染威胁。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刚刚进入环保办工作的王文义感受最深的是，环保工作是“顶着发展压力”上的，在着力整治工业污染的时候对城市污染“看得见、管不了”。这时的云南城市正处于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和生命力旺盛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逐渐暴露的城市污染问题与城市治污设施的滞后带来的尖锐矛盾。
上世纪90年代初，西部地区第一个污水处理厂江川污水厂建成投入使用，连国家发改委都对云南在城市治污上的超前意识表示惊讶。随后，九大高原湖泊(滇池、洱海、抚仙湖、程海、泸沽湖、杞麓湖、星云湖、异龙湖和阳宗海)的5个州市20多个县陆续建起了污水处理厂。而就是这个时候，环保部门发现，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超过了城市的负载能力，而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水污染和垃圾问题。
治理污染的进度远赶不上污染扩散的速度。王文义等人在考察了全省污水处理厂后发现，不少地区城市污水就近入河的习惯由来已久，而污水处理管网也是选择就近接入污水处理厂，管网不配套的地区污水也就没办法接入处理厂，而农村的污水处理则是一个空白地带，源源不断的城市污水顺着河道流入了湖泊，全省的内陆湖泊污染问题凸显，其中以“高原明珠”滇池最为严重。
人工湿地治污经验
推荐给三峡分散污水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到云南，行至滇池边时曾说，一定要加强滇池保护，滇池对昆明乃至云南都至关重要。有资料表明，上世纪50年代滇池的水质是Ⅰ类，60年代降为Ⅱ类，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恶化，90年代以后急剧恶化，水质长期保持在劣Ⅴ类。
滇池水质从70年代末期开始经受轻度污染，当时的做法是从南美引进了水葫芦投放到滇池上净化水质，由于当时滇池水清景秀，水面上漂浮着的水葫芦不但喂肥了周边农户养的鸭子，也让滇池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滇池污染严重之后，疯长的水葫芦连鸭子都不吃了。”让王文义印象最深的是，随着滇池污染愈发严重，水体富营养化程度加重，生活污水源源不绝地进入滇池，营养物质刺激了水葫芦的生长，很快滇池草海就漂满了水葫芦。
’99世博会的召开给了“泛滥成灾”的水葫芦一个“灭绝”的理由。随着世博会脚步的临近，大观河、草海等地的水葫芦都从滇池里清除了，有了生长环境的蓝藻在受到阳光刺激后，除了在夏天暴发外，也在1999年的冬天开始大规模暴发了，滇池呈绿油漆色，并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水质降为劣五类，成为我国污染最为严重的湖泊之一。据云南省环保厅发布的环境公告，在2000年，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中，除泸沽湖还保持Ⅰ类水质外，其余8个高原湖泊都不同程度出现污染，滇池污染物各项指标也在2000年达到最高值。
对于湖泊治理，2001年，在一次全省环保局长会议上，王文义对时任玉溪市环保局局长的周继武提出，试试人工湿地治污，即把污水引到人工湿地，通过人工湿地的生态系统来进行污染净化，还能美化周边环境。就这样，针对湖泊治理的全国第一块人工湿地在抚仙湖边搞了起来，栽种了芦苇等水生植物的湿地现在已经推广到九大高原湖泊，其中以洱海治理最为成功，目前昆明市退耕还林、滇池流域禁止畜禽养殖也都是为了培育人工湿地做着准备。同时，这项治理技术被国家环保部推荐给三峡库区作为分散污水的方法。
王文义清楚，滇池等污染严重的高原湖泊主要是受点源污染，只要截断35条主要入滇河道的城市污水流向滇池，那么“河道清则湖泊清”，而“截堵”排污管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人工湿地没搞起来之前，城市截污工程以及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亟待解决。”王文义十分认同目前昆明市政府采取的环湖截污工程以及河道截污整治，然而以滇池为核心的九大高原湖泊治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截至目前，云南九大高原湖泊 “十一五”规划项目207项，完成61项，开工建设120项，累计完成投资63.59亿元。“按现在的治理力度，再有2到3个五年规划，滇池治理会有明显的效果了。”王文义认为。
退休多年 老环保人仍时刻“痛心”
但近年来诸如阳宗海砷污染事件等污染问题频发也让老环保人“痛心”，“环保受制于地方GDP发展的局面必须改变，环保工作在执行力的软弱上也需要解决。”虽然退休已经多年，但是王文义和李映煌身上都保留着一种他们称之为“环保情结”的东西，李映煌目前还在各地为企业的环保设施进行技术指导，在他看来，工业布局不合理、企业环保技术设备落后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三同时”制度长期得不到落实导致了一些地区为了追求GDP而“先建后批”……改变这些困局，就必须强调环保责任制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加强行政问责，转变政府职能，彻底改变粗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式。
“当初种水葫芦为了治污，疯长后又采取灭绝的方式，但是现在也证明了水葫芦对净化水质的确有作用，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全局考虑，不要再走从前的弯路。”对于使用人工湿地进行污染治理，李映煌在支持的同时也提出了担心与看法，人工湿地是一个完整的生物链，哪一个链条都是紧紧相扣的，在完整的生态系统下每一个链条都能正常发挥作用，一旦哪一端的链条出现问题，那么人工湿地也有可能变成新的污染源，“有反思、有警惕意识才能有创新。”
云南环保大事记
1972年
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时指出：“废水、废弃、废渣要解决，不解决，影响人民健康，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同年，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治理“三废”领导小组。
1974年
治理“三废”领导小组更名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环境保护办公室”，由省计委代管。
1977年
由省工业交通办公室、省总工会、省计委、省建委、省科委、省环保办联合举办了《云南省环境保护展览》，用图片、模型、实物等方式宣传环境保护工作。
1978年
2月23日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治理螳螂川污染领导小组。
3月28日省革命委员会将省环办等部门拟定的《关于保护湖泊的几项规定》，批转全省执行。
11月至1979年1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组队考察临沧南部和德宏西部的野生动物，在中国首次发现红腿小隼、黑冠椋鸟、红嘴椋鸟和棕腹树鹊4种鸟。
1979年
10月17日省革命委员会颁布《螳螂川水域环境保护暂行条例(草案)》，省环办同时公布《螳螂川水域环境保护暂行条例(草案)实施办法》。
12月云南省首次开征排污费。
1981年
11月6日省政府批准在全省建立22个自然保护区和12个自然保护点。
1982年
9月9至13日全省环保工作会议在昆明举行。会议提出把面上的环保工作重点放到农业上来。
1986年
7月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云南省环境保护暂行条例》。
1987年
3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楚图南交给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一份滇池污染材料，并批示“救救滇池”。普朝柱在这份资料上作了批示。
1988年
3月25日昆明市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滇池保护条例》。
1994年
1月滇池防洪保护、污水资源化一期工程(西园隧洞)工程开工。
1999年
4月1日至5月1日实施滇池污染治理“零点行动”。
2001年
9月23日省政府召开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防治现场办公会，成立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综合防治领导小组。
2003年
3月，国务院批准实施《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
2007年
云南省启动“七彩云南保护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