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姗姗来迟，几家新闻纸企业反倾销申请终于成功，中国海关将对来自加拿大、韩国、美国的新闻纸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然而，“狼”走了，我们如何重建家园，中国的新闻纸业该如何走下去？

　　　　　　　　　　　反倾销能救活新闻纸业吗？

节日：姗姗来迟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０日，对于中国新闻纸业数十万产业工人及其家属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值得永久纪念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中国海关将对来自加拿大、韩国、美国的新闻纸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然而，这是一个迟到的节日，中国新闻纸企业为此努力，翘首期待了一年半的时间。

　　１９９６年底，九家新闻纸企业内部提出对进口新闻纸申请反倾销调查的动议；次年３月，九家企业与北京环中律师事务所签约，委托该所熟悉国际反倾销理论和实务的三位律师代理反倾销申请事务。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０日，对外经贸部正式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加、韩、美三国的进口新闻纸进行反倾销调查。

　　时间，一天天流逝；期待的心，一天比一天紧迫。

　　１９９８年４月底，据内部消息称，国家经贸委等部门经过调查，已初步认定上述三国新闻纸对国产新闻纸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有关对相关进口新闻纸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决定也即将公告。

　　另一方面，中国下半年新闻纸订货会定于６月３日在吉林市举办，九家新闻纸企业希望在此之前实施反倾销措施，给不堪重负的中国新闻纸产业一个扬眉吐气、一个喘息、调整的机会。

　　为此，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０日，迫不及待的九家企业向外经贸部反倾销调查处、国家经贸委反倾销调查办公室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强烈请求立即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否则，如果国外新闻纸继续倾销的损害得不到遏制，此次订货会的召开将没有任何意义，九家企业将失去一次喘息和调整的机会。其情至真，其意至切！

　　６月３日，在纸人殷切的祝愿、急切的等待中，订货会如期举行。

　　６月２日，记者来到吉林订货会现场。在所有来自纸厂的与会人员中，反倾销是大家最敏感的话题。他们一边忙碌着眼前的订货，一边关心着反倾销的最新消息，盼望着尽快出台反倾销措施，给仅四天的订货会加点油。

　　６月３日上午，订货会开幕式会议上，有关人士叮嘱大家，请注意收看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反倾销调查结果就要公布。此时，纸人的心情已经不再像前几天那样激动，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一内部消息确信无疑：九家企业在这场官司中已注定要成功。

　　然而，屏幕前半个小时的等待，竟没看到一个字是关于反倾销的。

　　怎么了？人们相互打听着，来自北京的消息也在不断变化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都已经录制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已经签字；某中央领导在杭州，等他回京并签字后就公布；要等吴邦国、钱其琛、吴仪等领导签字；最后，结果没出乎大家的猜测……

　　决不是哪位领导，哪个部门不同意反倾销，对此，大家都清楚。毕竟，新闻纸反倾销案牵涉到中国与三个重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往来；美国同意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克林顿访华在即，中美之间将有更多的经贸合作项目……。总之，中国的新闻纸反倾销持之有据，行之有理，但为了全局之稳定与顺利，这“牵一发”的事也不妨悠着点。

　　而九家新闻纸厂坐不住了。毕竟时间就是金钱。

　　６月１０日，九家企业向外经贸部石广生部长发出了关于立即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的呼吁。其声泪俱下，令人扼腕！

　　时至７月１０日，反倾销措施出来了，纸厂的节日到了。

　　毕竟，他们熬过了噩梦般的日子。两年来，国外新闻纸涌入中国市场，造成我国国产新闻纸产量急剧萎缩，销量和销售收入下降，各纸厂开工率严重不足，产业陷入严重亏损，各家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危在旦夕，几十万产业工人面临失业。

　　毕竟，从这一天起，九家企业有了一个喘息、调整的机会。

　　然而，中国新闻纸业是否就可高枕无忧了？痛定思痛，人们不难发现，新闻纸业还有很多问题要正视，有许多事需要去做。

　　　　　　　　　　　 唇齿相依何苦你死我活

　　问题要回溯到９０年代初期。

　　进入９０年代，我国报业发展迅速，对纸的质量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为此，当时有三家报社（新闻出版报、技术监督报、消费者时报）和三家协会（报业协会、质量协会、消费者协会）决定联合举办“全国新闻纸质量用户评比活动”，以此推动纸报双方的共同发展。没料到，此举竟在纸业与报业之间引发了一场冲突。

　　当时的轻工总会作为纸业主管，起初不同意这种评比活动，认为这会产生负作用，纸厂当然更加反对。他们认为，新闻纸质量如何，有国家标准，没必要、也不愿接受所谓用户评比。

　　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纸业与报业双方当时面临的市场状况与今天迥然不同。就新闻纸企业来说，它是报社的货源部门，没有纸厂就没有报纸；对报社来说，它用多少、用什么质量的纸，没有多大选择的余地。如此一种卖方市场，使双方都感到，是报社在“求着”纸厂，报社要听纸厂的。这在当时被称为“纸老大”思想。当然，另一方就成“报老二”了。如今，报界提出什么用户质量评比不啻是“犯上作乱”，当然会惹“纸老大”生气。

　　可以说，首先是这种“纸老大”观念与报界高质量要求的不符，引发了纸报这对老朋友之间的一场大战。

　　当然纸业也决非彻头彻尾的顽固不化者。谁不希望自己的产品提高质量使得用户满意呢？即使不为商品时代的资金收入，也要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张奖状，一份“质量第一”的荣誉而奋斗啊！纸厂的确另有无能为力的原因：资金匮乏，何以更新设备，何以提高技术，又何以改善质量呢？纸厂有其难念的经。

　　但，青山遮不住！

　　市场，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不会迁就报社；报社，也不可能停下来等待纸厂。

　　“全国新闻纸质量用户评比活动”还是出笼了，并一次次坚持了下来。事实也表明，此活动对于促进新闻纸的质量提高，对于中国新闻纸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此，纸厂也渐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第一场风雨慢慢平息了。

　　市场经济往往就是多事的经济。

　　１９９５年以前，我国新闻纸供需基本平衡，保持在每年７５万吨左右。进入１９９５年，国际市场上新闻纸行情看好，价格一路上扬。年初每吨仅４３０美元左右，下半年则已高达９００美元，增幅在１００％以上。这种变化也诱使我国新闻纸出口量激增，导致国内用纸出现缺口，国产纸价的涨幅加大。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以前，国内每吨纸出厂价平均不到４０００元，到１９９５年底升为６２００元至６８００元，平均涨幅在６２％以上。这对报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至此，报界有话要说了。

　　报界呼吁，国内新闻纸业还是应该本着与纸报长期合作的宗旨，一方面要减少出口，同时，价格涨幅不要太大，更不要出现暴利。当时，国内新闻纸的产与需基本持平，而供与需却出现矛盾。原因当然是国际影响。

　　然而，河东河西，竟只是一眨眼的事。

　　进入１９９６年，国内国际新闻纸市场逐渐趋于平稳。最能直接反映市场状况的是，国产纸的销量和销售收入在慢慢下降，到了下半年，供大于求已非常明显，九家企业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造成这一局面的首先还是国际市场。据知情者介绍说，１９９５年国际新闻纸价格高涨，刺激造纸厂增加产量；北美等地的产纸国对１９９６年报业发展估计、尤其是对亚特兰大奥运会背景下的报业用纸量估计过高，从而导致供大于求，库存积压，为进口纸倾销中国埋下了种子。到１９９７年初，库存积压虽已基本解决，但销售渠道一经建立，进口纸便势不可挡地涌了进来。 　　到１９９６年７月前后，我国市场上的进口纸每吨５００美元，降幅为８０％左右，且形成了买进口纸比买国产纸便宜４００元左右的反差。报社既为优质、又为廉价，当然是愿意购买进口纸。一般情况下，我国每年进口新闻纸为３万吨，１９９６年１—７月份已进口６万吨，且这种趋势有增无减。

　　面对进口纸与国产纸厚的差价，报界希望国产纸价格能够下调。１９９６年８月，国家计委、轻工总会、新闻纸生产厂家和报界召开会议，共商新闻纸价格问题。报界提出，国产纸价格高于进口纸的幅度不应太大，最好保持在１００元上下；并提出以每吨６０００元为基础，再按纸质的优劣上下浮动５％。而纸厂不同意。计委价格司建议，纸厂报生产成本，并以此定价；报界则坚持按市场计价。

　　此后，进口纸大量涌入。据统计，加拿大１９９６年向中国出口新闻纸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７４３．３６％，１９９７年又比１９９６年增长５３．９９％。 　　此后，反倾销一案的提起，以及有关部门的各种措施，国内新闻纸供需矛盾没有进一步恶化。但同时，新闻纸厂的日子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另一方面，经过一次次风浪颠簸，纸业和报界的关系逐渐正常起来。双方都意识到，既然唇齿相依，何苦你死我活？

　　至此，反倾销申请成功在望，纸业与报业也决心要和平共处，纸厂双喜临门了！

　　但许许多多问题都是各方面、尤其是纸业应该认真思考的。

　　　　　　　　　　　　中国新闻纸业你好自为之

　　“狼”走了，我们如何重建家园？

　　有业内人士分析，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新闻纸业没有被放在一个完全公平的市场平台上。

　　我国报业是在国家的重点保护中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报社不仅接受财政拔款，而且享有税收优惠。与此同时，多数报社发行得到或明或暗的行政支持，广告收入在飞速增长。

　　而新闻纸业虽也处于战略地位，但终归是为报社而存在，难免其附庸角色。长期以来，保证九报一刊用纸一直是它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在允许报社进口新闻纸的同时，国产新闻纸的出口却被禁止或限制，税收优惠也没它的份。

　　终于，当报社借着各种行政性保护与广告业的繁荣而异军突起时，新闻纸业则如老牛负重，慢慢滞后了。

　　形势最危急的时候，新闻纸企业曾在焦躁不安中上下求索，奔走呼告。对外，依国际规则提出反倾销，这是法律武器；对内，则一次次上访，希望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给予关心，这是中国企业早已习惯的行政策略。

　　纸厂的上访惊动了副总理吴邦国。根据他的指示，国家经贸委会同中宣部、原轻工总会、新闻出版署以及部分报社和新闻纸厂进行研究、商榷，分析矛盾症结，提出解决意见。

　　国家经贸委提交吴邦国副总理的报告这样分析了新闻纸供需失衡的原因：

　　——新闻纸购销体制和管理方式不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目前，国家对部分新闻纸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主要保证中央九报一刊用纸，价格由国家定价，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市场所需的原材料、能源等外部条件，已全部由市场调节，新闻纸厂承担了绝大部分成本上涨的压力；在取消进口登记管理后，新闻纸进口已经放开，而对产品出口除有数量限制外，且不享受出口退税政策。这种对同一产品实行双重体制管理的办法，使造纸业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顺利发展；

　　——新闻纸厂缺乏国际竞争力。国内新闻纸厂的规模和技术水平与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再加上原材料价格以及电气和运输费用等上涨较快，使得新闻纸厂的成本较高，很难与国外厂家竞争。特别是近年来报社引进了大量的高速印机，对纸张的要求普遍提高，国产新闻纸一时难以完全满足技术要求，更加剧了供需矛盾；

　　——对进口冲击缺乏灵活有效的应变措施。

　　针对新闻纸业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

　　国务院有关部门１９９６年９月１日恢复了１５％的新闻纸法定关税税率，１９９７年４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又开始实施２０％的暂定关税税率；

　　１９９７年４月３０日国家计委下文同意安排１９９７年新闻纸出口８万吨。 　　为进一步做好新闻纸的供需平衡工作，国家经贸委等部门提出——

　　▲恢复新闻纸的国家战略储备，建议紧急收储５．５万吨新闻纸。收储价格按进口纸与国产纸的中间价（每吨５７７５元）执行，共需３．２亿元收储金； 　

　　▲将新闻纸关税税率改为滑准税（关税随进口价格的高低而下调、上浮），及时调整新闻纸的进口数量（滑准税已从当年１０月１日起实施）；

　　▲建议边境小额进口新闻纸不再享受关税减半政策，一律按２０％征税；

　　▲恢复新闻纸出口退税；

　　▲建立由报业协会、造纸协会及重点造纸企业和报社组成的“新闻纸供需协调会议”制度，稳定双方的长期供需关系，研究提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闻纸供销体制。必要时由经贸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近期，本着长期合作的原则，由新闻出版署和报协组织报社增订部分国产新闻纸；

　　▲建议有关部门，全面清查新开工和新批的新闻纸项目，统筹协调行业规划，减少重复建设；研究取消新闻纸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改革价格管理方式等问题；

　　▲纸厂要转变观念，加强管理，提高质量……

　　９月，国务院副秘书长石秀诗约请有关部委局负责人开会，进一步研究制订措施。

　　建议涉及方方面面，在后来的执行中，有的非常顺利，有的则遇到障碍。而最困难的，仍在新闻纸企业内部，其技术设备、产品结构，其人员素质、管理模式、产品质量以及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等，都存在着更深层的问题。

　　反倾销初步裁定之前之后，九大新闻纸企业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而各自都有更深的忧虑。比如北方某大新闻纸厂，论资格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现有在职职工８５００人，离退休３０００人，下属集体单位员工５０００人。许多职工几代人没离开过纸厂，一家老小衣食住行全靠纸厂。企业有医院、学校等，典型的企业办社会的模式。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在未来的几年，谁能保证他们中的部分人不会失去饭碗？

　　所以说，我国新闻纸企业面临的障碍是多方面的，这是我国大多数国有、传统产业共同的处境。超越这些障碍，决非一朝一夕、一招一式所能奏效。

　　国家的行政保护政策是有限的。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已经承诺，到２０００年把关税平均水平下调到１５％左右。在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解决新闻纸困境的行政措施中，有多少能够持久？

　　风雨之后，新闻纸企业与报社的关系已得到很大的改善。报业方面提出了“面向市场，平等互利，立足国内，长期合作，共谋发展”的２０字方针。今年６月的吉林新闻纸订货会成交额几乎是零。为帮助纸业，６月２２日，中国报协向全国报界发出了“扶助纸业渡难关”的倡议。只不过，倡仪最多能解决临时困难，而且报社爱理不理犯不着谁；“２０字方针”听起来动人，一旦市场形势紧张，它难免会成为一厢情愿，谁听谁的？

　　反倾销治标而不治本；

　　行政保护终究好景难长；

　　报界扶助难免是昙花一现；

　　我们只能说：新闻纸业，你好自为之！

　　面对１：３００的比例

　　无论这次反倾销的直接结果如何，由于其意义的广泛性与深远性，它在半年前就已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以来，围绕着反倾销一事已有多少新闻纸被消耗，无法统计：而反倾销一词也因而成了中国老百姓身边的事，中国人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国际贸易法律教育。

　　而事实上，反倾销早已不该只是外国人、专家和官员的事，不该再远在天边。

　　１９４８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确立了反倾销的原则后，各国纷纷行动。据统计，１９６９—１９９５年间，全世界范围内共发生３１０８起反倾销案，全球遭到反倾销的产品种类已超过３０００种，受影响的贸易量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采取反倾销手段的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近两年来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重视起来。

　　我国在国际反倾销中的地位如何呢？

　　到目前，我国对外和国外对我国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之比约是１：３００。１９７９年，欧盟对我国的糖精提出反倾销，这是中国遭到的第一起。此后，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以每年１０％到２０％的速度递增。另据世贸组织统计，１９９６年全球发生２０６起反倾销案，其中的３０多起指向中国产品。可以说，在日、韩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反倾销的主要目标。

　　不少国家在对我国产品提出反倾销调查与制裁中有不公平之处，尤其是美国更具歧视性意味，给我国外贸造成巨大的损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新闻纸产业以前，我国产业未曾对国外提出过一次反倾销，而国外产品在我国的倾销之事却比比皆是。深谙反倾销之道的国际贸易法律专家、新闻纸反倾销案的主要代理律师王雪华介绍，国外产品倾销给我国造成了上百亿元的损失，几十万人失业或潜在失业，有些产业甚至到了全面消失的边缘。

　　那末，面对国外产品倾销的危害，中国企业何以如此麻木不仁？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

　　首先，国内产业界人士对国际贸易法律缺乏了解，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反倾销。在长期的对外贸易交往中，当他们知道可以用反倾销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时，却又有心无力。一是缺乏反倾销知识，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操作；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律。于是，面对汹涌而至的倾销之潮，中国的受害企业更多是扼腕兴叹。

　　据承办新闻纸反倾销案的环中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说，以前他们在与企业接触中发现，对于反倾销，不少受害企业虽有意向却不愿做，第一，只想观望一下再说，原因还是心中没把握。当新闻纸反倾销立案以后，产业界备受鼓舞。据悉，钢铁、化工、化纤等行业正以积极的态度为申请反倾销作准备。

　　我国《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于去年３月２５日发布并开始施行。而事实上，该《条例》草案早已制订，只是因故迟迟未得通过。在新闻纸反倾销案提出、调查的过程中，无论是律师、还是办案的官员，都感到操作上困难重重，《条例》的实施缺乏配套的细则。有人因此对这次反倾销不抱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加紧了实施细则的制订。

　　新闻纸反倾销案直接促成了国家经贸委反倾销调查办公室的成立。但是，无论是经贸委还是外经贸部，从事反倾销工作的职员只有三五个人，而在国外，如欧盟，政府有一个庞大的反倾销队伍。

　　如今，中国第一例反倾销案提起并初裁告胜，中国人将永远记住的，一是中国九家新闻纸企业，二是作为代理人的环中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王雪华，３４岁，环中所主任；贺京华，３６岁，欧共体法学硕士；黄滔，２７岁，国际商法专业硕士——是他们和纸厂一起吃下中国反倾销这只大“螃蟹”的。环中所在中国对外贸易日益红火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这里，一帮年轻的律师操持着一份年轻的事业。

　　年初，律师贺京华曾对记者谈到代理此案的诸多困难；国内无先例可借鉴；反倾销条例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收集国外企业详细的倾销证据复杂而艰苦等。 　

　　后来，在与业内有关人士接触中，记者了解到，由于长期制度上的不完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提起反倾销，肯定会遇到一些体制上的问题。比如外经贸部方面，有人说它在处理案子时表现出一些迟缓、甚至拖延，原因很多。一方面它非常认真，而反倾销制度不健全，人力单薄，经验缺乏，速度当然快不了；另一方面，我国的进出口企业归口管理部门是外经贸部，而反倾销会导致进出口企业的利益直接受损，这也是外经贸部可能顾虑的一个方面。律师在收集调查国外企业可能倾销的证据材料时也会遇到体制上的问题。比如到海关调查，海关会坚持自己为国外企业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因而造成麻烦。而在国外，律师以其特殊的法律身份，在承诺保守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其调查是完全有权得到配合的。

　　在这方面，我国立法尚有一些距离。